第544章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(2/4)

系统,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。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。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。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。”

4月初,胡适开始作英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一文,认为“此题甚不易作,因断代不易也”。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自宋代起,王学之兴是第二期,清学之兴是第三期,文化运动是第四期。

在此期间,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“科学与玄学的论战”,又称“人生观论战”。

1923年2月14日,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“人生观”的演讲,对科学主义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。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。

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,原名嘉森,字士林,号立斋,别署“世界室主人”,笔名君房,上海市宝山区人,政治家、哲学家,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,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。曾留学日本、德国,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。回国后,推崇唯心主义哲学,被称为“玄学鬼”。

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,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:“科学之中,有一定之原理原则,而此原理原则,皆有证据”;然而“同为人生,因彼此观察点不同,而意见各异,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,莫若人生观。”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,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:

第一,科学为客观的,人生观为主观的。第二,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,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。第三,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,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。第四,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,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。第五,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,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。

张君劢总结道:“人生观之特点所在,曰主观的,曰直觉的,曰综合的,曰自由意志的,曰单一性的。”这一切,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。

他还专门提出四大方面“有关人生观之问题”。其中第一点是关于“精神与物质”。他认为,科学是关乎物质的,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。他对中、西文明进行了对比,认为中国的是“精神文明”,西方的是“物质文明”:“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,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,其结果为精神文明。三百年来之欧洲,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,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。”而西洋的“物质文明”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,所以导致了“一战”的灾难;唯有中国的“精神文明”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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