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六十六章 桎梏(3/6)

,在没有了最高执政者的支持和扶保,上述两地建立的数百上千家私人工场和作坊,也慢慢萎靡和凋零,甚至不少工场沦为官商的附属。

有的工场缺乏资金和管理手段,经营每况愈下;有的则因为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强买强卖,拖欠货款,而难以为继;还有的则被朝廷强行入股,搞成了官商合办,或者改为官督商办。

所谓官督商办,只不过是以官侵商,以官压商的一种手段,使得商人和工厂主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自由。

自宋以降,不论是前明,还是短暂统治大陆的清虏,乃至现在的大秦,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除了士大夫以外的精英阶层,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力置于国家之上(或参与其中),或者将君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,达成一种彼此支撑,又彼此制约的权力平衡。

大秦的商人阶层没有政治地位,也对政治缺乏足够的影响力,并不构成一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强大力量。商人为了生存,只能通过行贿和攀附官吏,或者将官员的权力引入进来。

儒家道德,不仅是王朝政权的一种法律约束,也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。

可以说,历朝历代可以崩溃,可以灭亡,也可以被征服,但新的王朝的权力体制不会改变。

为了“弱民”, 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“农本主义”。

“民农则朴,朴则易用,易用则边境安,主位尊”。

至于一些“器物”、一些先进工厂,更像是维系王朝统治的一块漂亮的“补丁”。

齐国何以强盛,何以精进,何以制霸海洋,全在“养民”、“教民”上用功,在于施行数十年的普遍义务教育,在于朝堂内外、民间舆论对科学和制器上的关注和倚重。

而大秦历数十年来,世之侈谈“齐法”者,却仅注于精制造、利军火、广器械,此不过抑末矣。

太后摄政期间,曾在松江府试行五年义务教育,以齐国改良课本为范,“新学”士子为师,广招稚龄孩童,然推行不过七八年,便囿于财政乏力和生源寥寥(许多穷苦的人家的孩童需要帮家人做事,或者出来做童工),最后消散于无形。

一些曾于齐国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也曾指出,“齐人立国,自有本末,虽教育文化(儒家文化)远逊于我大秦,然驯至富强,俱有体用,育才于学堂,论政于赦令院及内阁,君民一体,上下一心,务实而戒虚,谋定而后动,此其体也。大炮、火枪、铁路、机器,诸般事务,此其用也。而我大秦遗其体而重求其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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